中国古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【批木网】
发布时间: 2015年07月15日 10:14: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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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着眼于地域文化，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。
文化是有地域性的，中国城市生长于特定的地域中，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。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，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种聚落的镶嵌，如就全中华而言，亦可称亚文化的镶嵌（mosaic of subculture），如河姆渡文化、良渚文化、龙山文化、二里头文化、三星堆文化、巴渝文化等，地域文化发掘连绵不断。地域文化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，世代耕耘经营、创造、演变的结果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；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，相互影响，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万花筒式图景。
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、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、开创性的工作，相应地，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，甚至有经缺纬（地域文化不是没有人做，但分散而不平衡）。多年来，本人提倡地区建筑学，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，否则就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这次去西藏就深感对地域文化的再发现，很惭愧年迈八十方初窥宝库，相见恨晚，西藏幅员之广阔，文化之深厚，民族之纯朴，实给我以极大的教育，亦坚定我对地域文化研究之责任与信心。
前人云“十步之内必有芳草”，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、学习、光大，当然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内涵较为广泛，从建筑到城市，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，从文态到生态的综合内容。例如，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蕴藏，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精神，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，别有天地，在我们对西方园林、地景领域中有所浏览之后，再把中国园林山水下一番功夫，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。
另外必须说明的是，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，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有学者谓全球文化为“杂合”文化（Hybridization），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“杂合”性质，不能简单理解为纯之又纯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；另一方面，随着本土文化的积淀，它又在新形式的创造与构成中发挥一定的影响。这些都属于较为专门的问题，此处不多申述。
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向来重史实，这是前贤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，但理论建树必须要跟上。对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要发掘其“义理”，即对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则，如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，环境伦理思想，“惜物”等有益的节约资源的观念。从经典建筑群中，我们可以总结建筑规划茁长的艺术规律，例如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中，顺治初年的三座殿堂，后来又经过不同时代断断续续的添建，从中可以领悟建筑群递增的规律（growth development）与自组织现象。
在理论研究中，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。中国近代本身就是中与西、新与旧、成功与失败、革新与保守交融的时期，从历史经典的作品，建筑师本人的身上，也可以找出时代发展的轨迹。以前文已述及的“海派文化” 为例（建筑部分），这里充满传统与革新、碰撞与融合、理论的困惑与矛盾，又有中西合璧“石库门”建筑的实践，其探索对今天仍不无启发。因此，可以说抛却近代历史，建筑与城市理论研究也就不完整。
就理论研究来说，我们有必要加强“西学”与“中学”根基。我已多次介绍过王国维先生的名言：“中西之学，盛则俱盛，衰则俱衰。风气既开，互相推动。且居今日之世，讲究今日之学，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，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。”当前中国建筑师在国际竞赛中处于弱势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“西学”与“中学”根基都不够宽厚。相比之下，“中学”的根基尤为薄弱。就素质来讲，我们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，我倒不愁他们对当前国际建筑成就吸收的能力，当然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向，辨别精华糟粕，但同时更希望善为引导他们在“中学”上要打好基础，在科学上要有整体性理解，在艺术修养上要达到高境界，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自内心的挚爱。最近我成行西藏，动力就来自对祖国“宝藏”补课的愿望，它激发我对祖国文化宝藏进一步学习和发掘的信心，因此我也联想到中国建筑文化的“文艺复兴”，我无意低估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可能贡献（例如在近代上海就曾经出现过“万国博览会”），但中流砥柱，有理由更寄期望于我们的学人，打好根基才能与时并进。当然，加强“西学”与“中学”根基，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象梁思成先生、童寯先生那样融会贯通，但我们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论上，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，把历史和现实中纷繁的、似乎“孤立”的现象连缀为线索，渐成系统，并作东西比较研究，这是提高文化修养，激发对新事物的敏感，促进创作意匠的关键之点。
为了较为自觉地把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，要注意追溯原型，探讨范式。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一般常总结过去，找出原型（prototype），并理出发展源流，例如中国各地民居的基本类型、中国各种类型建筑的发展源流、聚居形式的发展以及城市演变，等等。找出原型及发展变化就易于理出其发展规律，但作为建筑与规划研究不仅要追溯过去，还要面向未来，特别要从纷繁的当代社会现象中尝试予以理论诠释，并预测未来，因为我们研究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，对建筑文化探讨的基本任务亦在于此。历史和现实留存了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，如当前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并未弄清楚，作为研究工作者，总要有一种看法与见解，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不断修正、充实、完善，也有可能否定。如果继续深入研究，就不仅是一种看法，甚至可以提高到对某种范式（paradigm）的建构，可以促使我们较为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推向更高的境界。这是我们观察事物的着眼点、立足点，这样可以促使我们开阔视野，激发思考，我们的历史研究就必然逐渐从专史到史论，从单纯的历史、文化研究到关注现实，关注未来，并以多学科的视野寻找焦点、生长点，探索“可能的未来”。其实，有创见、有贡献的中西方学者多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，现实也要求、迫使我们非如此不可，时代在前进，我们要随时代改进我们的学习。
（4）以审美意识来发掘遗产，总结美的规律，运用于实践。
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，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，也需要寄托于艺术的创造，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，高低之分、文野之分、功力之深浅等一经比较就立即显现。如果我们在研究中能结合建筑与城市设计创作实践，以审美的意识来发掘其有用的题材，借题发挥，当能另辟蹊径，用以丰富其文化内涵。
例如，我们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设计创作中，对这样建立在特殊地点—孔子家乡的特殊功能的建筑物以研究和发挥儒学文化为内容的建筑，它必须是一座现代建筑屹立在这文化之乡，同时自当具备特有的文化内涵，果然在对孔子同时代―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，及对中国书院建筑的发展沿革、形制，进行一番探讨之后，从建筑构图、总体布局、室内外造型上，包括装饰纹样等都作了一定的探索，既选择其内在的“含义”（meaning），又予以现代形象表达，创造一种“欢乐的圣地感”（sacred space），因此整个设计能独树一帜，被誉为该市的现代标志性建筑。
象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，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，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、地段几乎所在皆是，就看你如何去因借创造。有了丰富的历史、地理、文化知识，就好象顿生慧眼，山还是那个山，水还是那个水，但有了李、杜题韵，东坡记游，立即光彩照人，“落花流水皆文章”，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，促使建筑师、规划师以生花之笔钩划出情理兼融的大块文章。
（5）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
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如梁思成等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，即重视文物保护工作（修缮、复原设计以至历史名城保护，抢救因城市发展行将被拆除的文物等），据理力争，做了大量工作，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文保工作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，建设规模变大，内容变多，时间紧急，保护规划工作一般跟不上，并且由于投资者各种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、法制的不完善，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与日俱增，破坏文物的行为此起彼伏，几乎日有所闻，文物保护工作异常艰苦，收效不一。当前的客观情况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，包括扩大保护工作的内容（从古建筑园林到城市，从人工建筑到自然景观），研究符合实际的可供操作的保护措施（例如适当地再利用等）；争取更多的专业工作者合作；吸取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参与，唤起全社会的认识与关注，以至争取决策者的秉公支持，力挽当前混乱局面。在所有这些工作中，出于专业职责和对历史与后人负责的考虑，文物学术界有识之士在发掘史实，参考国际成功经验与理论，密切与规划工作者结合，投身实际，提出切实措施等方面，更是当仁不让，义不容辞。
时代在前进，我们追求的目标必须不断随之向高处发展，难点在于这移动中的目标本身就需要不断寻觅，不能固步自封，学术思想总在原地踏步。文化是与时并进的，积极关注中国建筑文化的提高必然要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，中国建筑与文化研究的高潮必然到来，我们要及早地从多方面入手。中国建筑研究需要放眼世界，总当以东方的思想情操、美学境界启发新的创造，倡建中国学派，并汇入世界建筑文化洪流中，未来不可限量，难于管窥，要有“大海波涛现代人”的胸怀去开拓进取，当然，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道路漫长，跬步千里，我们必需艰苦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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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，建筑与城市面临新的发展形势，我们宜乎以更为宽阔的视野，看待建筑与城市文化问题。过去，我不惭浅陋，对建筑与城市文化方面曾作了一些评论，如对城市文化、地域文化、地区建筑学的提倡，在建筑创作中提高文化内涵等理论的阐述，此处不再重复了，现针对经济与城市化大发展，以及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，对建筑与城市文化发展作一些新探索。一、着眼于地域文化，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。
文化是有地域性的，中国城市生长于特定的地域中，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。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，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种聚落的镶嵌，如就全中华而言，亦可称亚文化的镶嵌（mosaic of subculture），如河姆渡文化、良渚文化、龙山文化、二里头文化、三星堆文化、巴渝文化等，地域文化发掘连绵不断。地域文化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，世代耕耘经营、创造、演变的结果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；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，相互影响，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万花筒式图景。
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、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、开创性的工作，相应地，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，甚至有经缺纬（地域文化不是没有人做，但分散而不平衡）。多年来，本人提倡地区建筑学，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，否则就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这次去西藏就深感对地域文化的再发现，很惭愧年迈八十方初窥宝库，相见恨晚，西藏幅员之广阔，文化之深厚，民族之纯朴，实给我以极大的教育，亦坚定我对地域文化研究之责任与信心。
前人云“十步之内必有芳草”，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、学习、光大，当然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内涵较为广泛，从建筑到城市，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，从文态到生态的综合内容。例如，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蕴藏，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精神，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，别有天地，在我们对西方园林、地景领域中有所浏览之后，再把中国园林山水下一番功夫，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。
另外必须说明的是，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，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有学者谓全球文化为“杂合”文化（Hybridization），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“杂合”性质，不能简单理解为纯之又纯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；另一方面，随着本土文化的积淀，它又在新形式的创造与构成中发挥一定的影响。这些都属于较为专门的问题，此处不多申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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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向来重史实，这是前贤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，但理论建树必须要跟上。对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要发掘其“义理”，即对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则，如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，环境伦理思想，“惜物”等有益的节约资源的观念。从经典建筑群中，我们可以总结建筑规划茁长的艺术规律，例如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中，顺治初年的三座殿堂，后来又经过不同时代断断续续的添建，从中可以领悟建筑群递增的规律（growth development）与自组织现象。
在理论研究中，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。中国近代本身就是中与西、新与旧、成功与失败、革新与保守交融的时期，从历史经典的作品，建筑师本人的身上，也可以找出时代发展的轨迹。以前文已述及的“海派文化” 为例（建筑部分），这里充满传统与革新、碰撞与融合、理论的困惑与矛盾，又有中西合璧“石库门”建筑的实践，其探索对今天仍不无启发。因此，可以说抛却近代历史，建筑与城市理论研究也就不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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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如梁思成等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，即重视文物保护工作（修缮、复原设计以至历史名城保护，抢救因城市发展行将被拆除的文物等），据理力争，做了大量工作，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文保工作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，建设规模变大，内容变多，时间紧急，保护规划工作一般跟不上，并且由于投资者各种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、法制的不完善，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与日俱增，破坏文物的行为此起彼伏，几乎日有所闻，文物保护工作异常艰苦，收效不一。当前的客观情况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，包括扩大保护工作的内容（从古建筑园林到城市，从人工建筑到自然景观），研究符合实际的可供操作的保护措施（例如适当地再利用等）；争取更多的专业工作者合作；吸取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参与，唤起全社会的认识与关注，以至争取决策者的秉公支持，力挽当前混乱局面。在所有这些工作中，出于专业职责和对历史与后人负责的考虑，文物学术界有识之士在发掘史实，参考国际成功经验与理论，密切与规划工作者结合，投身实际，提出切实措施等方面，更是当仁不让，义不容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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