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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家具中的佛教
在两晋以前,我们的先人一直处于席地而坐的时代,没有高型坐具。随着佛教的东渐,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的涌入,佛国的高型坐具也进入了我国。我国唐代高僧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,就提到当时的印度僧众都坐绳床。由这些记载中可知:这种有扶手、有靠背的高型坐具——绳床、禅床或椅子,是当时印度僧侣的典型坐具。而这些绳床、禅床或椅子,随着佛与菩萨一同进入我国也是事实。
  
  佛教文化在我国的发展,经历了漫长的岁月。从东汉初年佛教进入我国到李唐一代的800年,是佛教文化在我国深入发展的800年,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由相互冲突、排斥到相互渗透、吸收乃至相互融合的800年。在此800年里,佛教在我国形成了两次发展高潮。这两次发展高潮为我国古代家具的发展谱写出具有历史意义的篇章。
  
  第一次高潮是从东汉初年到南北朝的400年。南北朝时期,佛教传统的译经求法活动方兴未艾,建寺与开凿石窟更是土木大兴。开凿石窟和建寺的佛教活动,促进了佛教美术的发展,寺庙的造像、壁画更是应时而生。这时期的造像和壁画,都是来自域外的粉本,人物形象、服饰、用具等都是域外风格。此时,天竺(古印度)佛国的大量高型家具,也随之进入了我国,伴随高型坐具而来的垂足坐方式自然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。
 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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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第二次高潮是南北朝后期到李唐一代的400年。这一时期,佛教在我国得到了普遍的信仰,佛教文化得到了广泛的普及,佛教带来的佛国高型家具,在世俗民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使用。
  
  我们从唐代壁画中可以看出,此时的佛国家具脱离了天竺佛国的清雅与简单,造型端庄浑厚,装饰华美富丽,形式也多种多样。李唐一代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期,也是佛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、相融会的全盛期,是佛国家具在我国扎根落户并取得发展与创造的辉煌时期。
  
  从敦煌莫高窟的开凿起,石窟造像和石窟壁画日渐兴盛。我们从敦煌莫高窟、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等石窟壁画和墓葬壁画里,可以看到伴随佛与菩萨所带来的域外高型坐具:绳床——椅子、佛座——墩、胡床、方凳等,对我国古代家具的发展和我国起居方式的演变所起到的推动作用。
 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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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绳床——椅子
  
  “椅子”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唐代,《济渎庙北诲坛祭器杂物铭》碑阴:“绳床十,注:内四椅子。”但是椅子形象的出现早于名称100多年,而见于南北朝。
  
  在两晋以前,我们的先人一直处于席地而坐的时代,没有高型坐具。随着佛教的东渐,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的涌入,佛国的高型坐具也进入了我国。我国唐代高僧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,就提到当时的印度僧众都坐绳床。由这些记载中可知:这种有扶手、有靠背的高型坐具——绳床、禅床或椅子,是当时印度僧侣的典型坐具。而这些绳床、禅床或椅子,随着佛与菩萨一同进入我国也是事实。
  
  椅子进入我国的具体时间确实难以查考,但是晋朝时已经有人使用椅子了。在新疆的民丰尼雅遗址曾出土了一件晋代坐椅残骸,此椅的座部以上已经不存,只有4条椅腿,椅腿上有四叶花纹,是印度犍陀罗风格,非常精美。由此可以证明,在我国广大土地上处于席地而坐的时代时,西北边陲的上层人家已经开始使用高型坐具了。这件晋椅残骸让我们听到了中国起居方式转变的前奏曲。
 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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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佛座——墩
  
  从众多的石窟造像和壁画中,我们得知佛与菩萨的坐具佛座——墩种类极为丰富,有方形、圆形、腰鼓形,有三重、五重、七重,有实材的,也有空透的,装饰有壶门、有开光、有莲花图案……这些形式多样的佛座——墩在席地而坐的中原大地上,确实是前所未有的。北魏龙门石窟莲花洞中的菩萨坐墩,其形好似我国古老的捕龟捉兽工具——筌蹄,但它不是筌蹄的运用,因为从南北朝时代的壁画风格看,仍属于印度犍陀罗式样,北魏时期的佛教艺术还处于依照印度粉本描绘的移植阶段。况且,怎能用捕鱼捉兽的工具来事佛呢?于情于理都似乎不通。但史书上确有将筌蹄作为坐具的记载,如《梁书》中就曾说南朝梁武帝太清末年(公元549年),降将侯景叛乱,自称皇帝后,“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”。
  
  侯景之乱起于梁武帝太清元年(公元547年),此时佛教进入我国已将近5个世纪,佛座——墩早已进入我国。北魏龙门石窟莲花洞菩萨所坐的坐土墩,应在“侯景之乱”之前就出现了。不论从该菩萨坐墩的所处年代,还是当时的壁画风格,以及对佛的崇敬态度等诸方面看,佛座——墩仍是随着佛教而来的佛国坐具。后人将此种佛座称为筌蹄,当是一种巧合?或者是一种附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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